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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体量与权利强度的关系，权利与权力的平衡以及与国民财富配置的关系等，是需要另行做专题研究的课题。

而一旦上帝摔落神坛，西方人便将生活的全部意义与力量维系于自己一极。我们也可以把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看作是十七八世纪的自然权利论的先声。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人权制度与规范上，体现为进一步完善了实现全民脱贫、全民小康、制度化保障人的尊严与价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分别对应具体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所必需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体制保证、社会条件的宪法法律体系。自出生就自带宗教光芒和神性权威的天赋人权观，在西方完成其思想启蒙、政治合法性再造任务后，以神化姿态凌驾于生活世界之上，意图以人权理念为蓝图在人世间建设新的上帝之城。在共在之前，每个人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存在，唯有存在于与他人的共在关系之中，才生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所以个体原则的绝对性和优先性应为关系原则的绝对性和优先性所取代。中国人权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人学根基，就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中国人权理论。

[54][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19]龚群：《洛克的自然权利说》，载《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6期，第68页。[4]例如，被媒体称为同性婚姻第一案的那个案件中，当事人就提出，我国婚姻法不允许同性恋结婚不符合宪法规定的禁止破坏婚姻自由条款。

[23]《立法法》第99条第2款规定，公民享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备案审查建议权，该项权利的性质应该是兼具公民监督权和救济权双重属性，并具有我国宪法第41条之公民享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和获得国家赔偿权的立法基础。摘要:  潘洪斌案向学界提出了人大备案审查后如何与法院诉讼相衔接的问题。[6]梁鹰主任在2019年10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备案审查制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我国备案审查的重点问题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作者简介：梁洪霞，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

[4]参见梁洪霞：《我国法院援引宪法说理的实施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7期。我国备案审查在启动程序方面实现了从主动审查到主动审查与被动审查兼具的模式。

[2]参见王蔚：《客观法秩序与主观利益之协调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之完善》，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12]换句话说，对于审查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具有绝对的裁量权，有权宣布审查程序的终止。[28]参见王错、刘祥昊：《现状与问题：地方备案审查制度研究》，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综上，从我国的实际情况、世界各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发展趋势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学界的态度来看，人权保障理应成为备案审查的重要功能之一。

[24]也就是说，《立法法》在溯及力规定方面，首先承认法律一般没有溯及力，以行为时的法律为准，不能要求人们遵守还没有制定出来的法律，法只对其生效后的人们的行为起规范作用。我国《立法法》第93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的特别规定除外。2000年《立法法》设立专章适用与备案审查，明确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规章的备案审查，标志着备案审查制度的形成。该条中的审判工作指的是审理和判决案件的工作，而审理和判决案件工作的全部内容就是认定事实，适用法律。

[17]参见黄明涛：《最高人民法院合宪性审查之要求：关千具体审查的制度构想》，载《第三届中国宪法学青年论坛宪法程序法论文集（第四单元）》，第5页。人权保障功能的强烈动机推动着宪法审查功能结构的合理化，也在客观上促进法制统合功能的多元实现[5]。

（一）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查要求权与备案审查《立法法》第99条第1款，以及《监督法》第32条第1款，均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提起审查要求权。各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产生，最初的目的不尽相同。

进入专题： 备案审查 。文章来源：《人权》2020年第2期。赋予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逐级提请被否定后的审查建议权，也是为了保证法制统一和保障公民权利，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21]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发现规范性文件违法违宪的重要主体，以违宪为例，适用违宪才是合宪性疑虑的主要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个案中遇到法律规范冲突问题，除了层报至最高人民法院[18]，由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审查要求权外，可能还有一种提出审查建议权的路径，由此就产生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提起间接审查要求权与提起直接审查建议权的双重路径。而具体是采取美国普通法院模式下的附带式审查，还是法国的合宪性先决机制，或者德国的宪法诉愿制度，并不影响保障公民权利的功能定位。

由于我国的《宪法》《立法法》和《监督法》都没有限定或禁止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要求权行使的具体情况，所以我认为抽象的审查要求和具体的审查要求都包括在该条第1款的审查要求权中，但具体的审查要求权占有主要地位。我国目前的备案审查，是一种非正式监督方式，主要通过与制定机关协商的方式，采取由制定机关主动进行撤销，也从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考虑溯及力问题。

如法国2008年前的事先提请审查制度，就是作抽象审查。[26]值得注意的是，《立法法》第100条和《监督法》第33条规定了备案审查柔性机制在前和刚性机制补充的双重处理机制：一是备案审查机关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建议其修改，最终由制定机关自行修改。

因此，法院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发现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和法律，可以中止诉讼，逐级提请至最高人民法院，经过上级人民法院的审查确认，最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审查的结果是撤销或改变了违宪的规范性文件。

因此，公民个体权利的救济是备案审查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每一位公民自觉地维护个人权利的目标使然。2019年各地召开的备案审查研讨会，潘洪斌案涉及的备案审查溯及力问题又引起学界热议。但备案审查的公民权利保障功能显然与法制统一功能下的公民权利保障有所不同。[11]参见朱全景、赵丹：《合宪性审查提请机制的完善 兼论检察机关宪法定位的充分落实》，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6期，第37页。

潘洪斌在备案审查后向杭州市检察院提出再审请求，最后检察院以制定机关修改规范性文件不具有溯及力予以驳回。该问题的解决应着眼于我国备案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是否涉及公民在个案中的具体权利救济。

不仅仅是潘洪斌案，公民在普通法院诉讼过程中，认为自己的权利应该得到宪法保护，寻求宪法条文支持，从而可能涉及案件适用的法律等规范性文件违宪的案件也占有一定的比重。[13]参见武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49-350页。

如何理解该审查要求权的属性呢？到底是提起抽象的规范审查要求，还是具体的规范审查要求？首先，从文义解释来看，《立法法》和《监督法》的规定较为简单，没有规定任何提请条件或提请理由，仅表述为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此可免去当事人启动再审时可能遭遇的驳回情形。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都认为采取柔性方式就可以避免备案审查机关刚性撤销规范性文件所导致的溯及力问题。因此，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监督，就是监督其在审理和判决案件时认定案件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备案审查逐渐脱离了过去备而不审的尴尬境地，开始实现其监督法制统一的功能。备案审查的公民权利保护定位应该是保护公民的个体权利，主要是个案中的权利。

因此，无论哪种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在提起审查要求前对个案的关注都有别于纯粹的抽象审查。上级法院终止提请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如果仍然认为该案件适用的规范性文件可能违反宪法和法律，可以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审查建议权，这是《立法法》和《监督法》规定的提出审查建议权规范的具体应用。

[24]陈洪兵：《刑法溯及力适用问题研究兼与民法、行政法比较》，载《法治研究》2016年第4期，第122页。再次，从学界的解释来看，抽象审查的提请与具体审查的提请观点对立，不分伯仲。

参见焦洪昌、江溯：《论我国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的双重屈性以宪法第41条为分析基础》，载《政法论丛》2018年第3期。[17]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审查要求权，可能出于两种原因：一是个案审判的法律适用需求，它主要来源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理个案时的审查提请，极少数可能是最高院自己审理的重特大案件。